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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乌兰以晃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距离相当遥远。
如果乌兰以晃知道甄金的管理方式为经济和军事融为一体,务农和打仗之间的转换,就如同放下镰刀,拿起锄头一样自然,或许他就改变了主意。
甄金这样的管理层次和机构,在使用和管理土地过程中,是很重要的组织工具,也是在军事行动上,现成的指挥机构。
一些比较兴盛的牛犋,往往得益于有一个好的管理机构,比如甄金的北牛犋就有赵贵管理义和渠,米寿掌管记账财务,刘琦负责牛犋上的全盘事务,人称琦掌柜,就是大总管,刘富则掌管土地的耕作经营,同时负责对长工短汉的管理。
这几个管理人员都是河套有名的能人,他们使得北牛犋空前繁荣,北牛犋在当时雇用工人耕作的土地有一万多亩,雇用长短工六、七百人。
这样,一旦有了军事行动,这个刘琦就是百夫长,率领着六七百人一齐上阵。
“公中”和“牛犋”在平时一般自行管理,渠主并不直接控制。只有在“每年春节前,各个牛犋掌柜把收支情况列上清单”,上报给渠主。渠主对于管理情况并无具体了解,较多的是采用各种方式监督钱粮,并对敢于贪污钱粮的掌柜加以惩罚。
比如,甄金一旦发现有人贪污了他的财粮,轻者驱逐出境,重则投入大渠淹死。
这也使他用军法管理经济的一个方式。凡是违反军法的,一律处以重刑。
在各个“公中”和“牛犋”的内部管理中也是较为严格的,如同军营。
还是以北牛犋为例,,对于雇工的“收工、出工、休息、吃饭、均听钟声为号,以统一行动”。
比较起清军正规部队的**。这些经济机构中的机率反而更加严整了。
而且“公中”不仅是水利开发的主要机构,甚至承担了一般社会职能。
在地一部造一院落,邻近之农家及佃户呼之为‘公中’,在昔一切事件,不论民事刑事,皆由‘公中’解决,简直就是一个只能齐全的官府衙门了。
而且肯定比那些衙门效率高,他们可没有功夫让这些人扯皮不干活!
开渠所费资金巨大,且渠道开成之后。所惠及的土地并不止地商自己包租的土地。
因此,地商并不是完全的各自为政,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互惠互利,合作开发的模式。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董事机构,这些公中处所,就是地商集资建立公共议事场所,规模壮阔,需要专门的公中董事一类来作为议事机构。这足以说明其合作的深入程度。
在河套最大的干渠――永济渠的管理问题上,地商们的合作程度更是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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