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曾右手的是文人四位:李鸿章,左宗棠,胡林翼,容闳。
右手第一人是李鸿章,虽然比左宗棠年轻,但是因为是老曾的学生,所以文人推他为首。
李鸿章(1823-1901),晚清名臣,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,桉徽河肥人,世人多尊称李中堂,亦称李河肥,本名章铜,字渐甫或子黻,号少荃(泉),晚年自号仪叟,别号省心,谥文忠。
早年李鸿章进北经求学,拜多位名人为师。然而,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,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“乙丙之际”(即1845~1846年),即以“年家子”身份投帖拜在瑚南大儒曾国藩门下,学习经世之学,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。
当时,曾国藩患肺病,僦居城南报国寺,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。报国寺又名慈仁寺,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。
面对内忧外患,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。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,旗帜鲜明地增加了“经济”,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。
曾国藩增加的这一条,实际是最关键的。没有这一条,前面的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作得再好,也没有什么用处。不用在现实世界中,等于前面的都是无用功。而且没有实践的检查,到底前面的对不对,也无从得知。
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,而研究义理、辞章、考据,也为这样的研究注入了活力,实际也为这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。
其实,到底这样的致力于经世致用对不对,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的成功经历中便可一目了然了。
那些义理、辞章、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,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。
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,便答案清楚,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。
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“朝夕过从,讲求义理之学”,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《经史百家杂钞》,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“才可大用”,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、陈鼐、帅远铎等一起,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
太平军起,曾、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,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,足见期望之殷。但是,到了咸丰八年(1858年)冬,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,负责起草文书。
他那时生活散漫,晚睡懒起,曾国藩教训他:“少荃,既入我幕,我有言相告,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。”言讫拂袖而去,李鸿章“为之悚然”。
其后桉徽巡抚翁同书(同治帝、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)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,曾国藩起草《参翁同书片》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:“臣职份所在,例应纠
请收藏:https://m.sspf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