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是经世致用也好,还是格物致知也好,实际早就在儒家文化中存在,也早就有人论述提倡、推行。
但是作为一个校训,大整旗鼓地倡导和落实到教学中去,这个岳麓书院属于首创,在当时首屈一指。
单就格物致知来说,毕竟纯理论的内容和做法多些,但是经世致用就不同了。
经世致用,实质上是把格物致知所总结出来的的东西,规范化以后,用来经营他们所面临世界的各项事务,也就是世间发生的所有一切!
凡是他们所面对所要做的事情,都需要经营!
所谓经营,一言以蔽之,就是用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,反过来指导这个世界中各项事务的运行。
能不能运行成功,很大程度在于是不是按照规律去做,不按照规律,瞎干一气,自然是肯定失败。
但是,这里隐含一个前提,就是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正确的。
而这个正确的规则是哪里来的呢,是格物致知的结果。
但是,谁能保证格物致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?
没有人!
甚至连这个结果是否正确,都无从得知.
所以,经世致用又是检验格物致知结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。
也就是说,要想保证格物致知的正确,必须经过经世致用的严格检验。
因此,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原则,也在绝大多数场合被人们认为是毫不相干的原则,实际上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!
进一步分析,就知道二者是互相依靠,互相提供服务的!
没有经世致用的需要和目的,格物致知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
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知道一些东西而去格物,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了当事人的一个小小的宠物,其成败得失就会无人关心,对社会也毫无影响。
因此,格物致知必须为社会所用,就是经世致用。
另一方面,经世致用如果没有格物致知所总结出来的结果作为指导,就成了瞎子走路,没有目标,不知道如何行走。
没有目标的行为,简直连动物都不如。
动物的所有行动,还都离不开自然本性的驱动。
人的行为,没有明确的、合宜的目标,甚至脱离了自然本性对他的约束。
哪怕造反的农民,也都给自己的造反行为找一些理由,何况更有理智的人,更何况最有理智的文人!
因此,这些自我约束力特别强大的文人之一举一动,都必须有格物致知过程中得出的认识成果做为原则约束。
直接地说,经世致用必须后于格物致知;当然实践中,这是一个无限的循环过程。
因为这个关系,二者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根基,也为对方提供永不枯竭的活力!
而在具体推行经世致用方面,丁善庆和曾国藩互相支持,相得益彰!
对于曾国藩来说,治理国家,是最大的经世致用!是最富挑战性的经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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