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“负俗之讥”也有了理解。
如此言论,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朝,必然是要受人讥议的。
戏志才既已提起了这个话头,言谈之间毫无避忌,崔颂自然也不可能保持沉默。
他努力回忆另一个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教导,试着代入另一个崔颂的立场,接下这道论题。
“然则董卓毫无治国之能,虽有擢用名士之心,却更爱排除异己。残杀百姓,此乃不仁;四处抄略,掘皇土,广铸币,此乃不义;除张伯慎(张温)、杀袁次阳(袁隗),此乃忘恩;烹大臣、灭袁氏满门,此乃丧尽天良、人心尽失。比之暴秦,尚且过焉。上至官宦,下至庶人,提起董卓无不两耳发麻,又惧又恨,敢怒而不敢言。荀子曰,‘四帝二王,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,故近者亲其善,远方慕其德,兵不血刃,远迩来服,德盛于此,施及四极[1]’。远非董卓可及。董卓之所作所为,以吾视之,必将天降丧乱,不得长久。”
戏志才道:“芟除敌患,聚资而退,何过之有?唯独一点——董仲颖手段太过粗糙,又不懂得制约亲兵,方才惹得众怒。若制定法度,改弦更张,以身作则,‘奉法者强则国强[2]’,何愁不能安邦固国,枯木逢春?”
崔颂忍不住问:“则民若何?”
董卓的统治如此残暴,官宦士子尚不能保全自身,那普通百姓该怎么办?史诗中记载:董卓的军队滥杀无辜百姓,拿他们的人头充当讨贼的军功——为了彰显自身的强大,连虐杀无辜弱者这种事都能做出来,如何指望他爱民、利民?
不管什么时代,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都有一道平衡。压迫的极致是反抗,一旦平衡被打碎,接踵而来的就是造/反。
“若无一统,战乱流离,死去的百姓会有多少?生命都不能留存,何谈‘民若何’?”
崔颂哑然。确实,根据后世资料,凡是大分裂期,人口锐减的数值都令人心惊胆战。距后世分析,东汉人口约有五千多万,到魏国建立的时候,人口只剩下几十万!一百个人中只活下了一个,连曹操都忍不住写下“生民百余一,念之断人肠”的诗句。纵观各个朝代,盛世也好,暴/政也罢,只要维持着大一统,又无过多的天灾人祸,无论人民过得如何,人口总数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。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[3]”究竟是“兴”更苦还是“亡”更苦,谁也不能断定。单论惨烈程度,战乱带来的伤害,可比一个昏聩的政/权要深厚得多。
可想到一路以来的所见所闻,崔颂对董卓的恶感颇深。不说曹老板、孙碧眼、刘皇叔,就是袁绍、袁术、刘璋,任凭哪一个摄政,在他看来都比董卓好无数倍。
“今天下英杰辈出,匡扶社稷者,何独董
请收藏:https://m.sspf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