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话,中年男子的身份,任天之前就一直在猜测,猜来猜去,从朝代更换,最后一直猜到了苏轼的身上。
当然,他还猜过其余人,不过对来对去,苏轼的可能性最大,当他念完这一首千古名词之后,毫无疑问,身份直接呼之欲出。
苏轼自然是千古文豪,一门父子三词客,千古文章四大家,这一对联就能说明一切。一首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与明朝杨慎的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不过,苏轼自己的为官生涯并不算好,也是颇为坎坷,当年进京赶考,文坛领袖是欧阳修,考的策论便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苏轼回答出彩,后来欧阳修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做,便是将苏轼的文章划为了第二名。
在政途上本来是顺利无比,但当时赶上了王安石的新法改革,为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,当时宋神宗也是一个渴望增强大宋的君主,只是可惜,这一次新法改革改到后面,这已经是有些矫枉过正了,比如说青苗法案,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在百姓收成不好的时候,给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他们农作物种子,等到收成好了再收取回来加一些利息,如此国家百姓都有得赚。
但问题就在于,这一道变革法案推行下去之后,下面执行的官员为了政绩,即使是百姓在收成好不需要借贷的时候,也强迫借贷,利息还越来越高,相当于中间的回扣被不少地主阶级吃掉了,导致国家百姓都没受益。
而当时在朝廷,王安石的新法变革,基本让整个朝廷形成了两个党派,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,和欧阳修这些保守党,开始因为新法争论不休,青苗法愈演愈烈,而王安石人在朝廷,并不知道其余地方的青苗法已经变了样,再一个,他也需要各地青苗法案推行越广,就证明他的改革越成功。
苏轼当时自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的改革,被攻讦后,主动选择离开京师,成为杭州通判。再然后,就是乌台诗案。
当时保守派司马光和改革派王安石两党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,彼此攻讦不断,苏东坡又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,写了《湖州谢上表》,这其实只是例行公事,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,再叙皇恩浩荡,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: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
古时候的文人,都喜欢在字里行间夹杂自己的情绪,一些用词造句就显得很微妙,然后当时御史台有新党的人,就抓住苏轼的这个话,弹劾苏轼,说苏轼“愚弄朝廷,妄自尊大”,结果就是被抓回来调查,最后苏轼所有些的诗句都被一字一句地查看,后来还是王安石求情,还有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,才让苏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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