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过奖,朕看了不少书籍,倒也知道一个道理,治国之首要问题,还是在于选官。
大明治下的土地是如此辽阔,从最南端的马六甲海峡到北京,也要耗费二、三个月之久。在目前的交通条件之下,指望中枢对地方大小事务一一管理到位,显然是不现实的。
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,凭借着朝廷赋予的权力,在地方上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了,要不然百姓也不会将县令称之为百里侯了。在这样的状况下,如果朝廷任命的官员出现了问题,不仅是地方上的百姓遭殃,朝廷的威信也好受到极大的损害。
毕竟在百姓眼中,这些地方官员就是代表着朝廷。他们的一言一行,都会被百姓视为朝廷的意思。
本朝自开国以来,就恢复了唐宋的科举制度,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作为读书人的进身之阶。这些人读的虽然是圣贤书,但是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把经书里的道理真正放进心里呢?朕以为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,他们不过是将这些道理当做敲开仕途的敲门砖,进入了仕途之后便将之抛掷脑后了。
即便有些人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,说什么: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但是在这么道貌岸然的口号后面,不是在家中依靠几封书信就想破坏朝廷的人事制度,就是拿着国家税收邀买人心,又或者抱团结党打压异己。
这样的人才选拔出来究竟对于国家有何益处?所以朕才不顾大臣们反对,建立了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学校教育体系。朕希望,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,学校教育体系要覆盖全体国民,让大明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,教会人民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。
只有当每一个大明人都能够了解圣人讲述的道德是什么,那些读了几本经书就想要欺世盗名的伪君子,才难以惑乱天下。朕以为,人民应当用自己的头脑去分辨对错,而不是依赖于士绅老爷们和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去判断,否则我们永远都看不到大同世界的到来。”
王朝聘心中有些不安,他感觉皇帝的**似乎太大了些。即便是大明最为强盛的时期,也没有那个皇帝会想着把教育覆盖到全体国民身上,哪怕这种学校教育教授的内容要比书院浅显的多。
而在这个略显夸大的目标背后,更让他担心的是,皇帝对于书院教育的排斥。他不得不试图为大明现有的书院教育进行辩解道:“陛下,学校教育虽然容易培养出一大批读书写字的人员,但真正能够研读经义的大儒,实实在在都在于各地的书院之内啊。
比如我湖南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,到今日已经延续了将近七百年。历代都有学者在书院内讲学,学术之盛并非初建不久的学校体系可以比拟的。
陛下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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