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庄头的投入。甚至于可以直接把土地交给某个棉花种植公司,直接拿公司给予的分红或是租金,连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都省下了。
这些头脑灵活的地主将实物地租变成货币收入之后,便将这些货币再投入到股票或是工坊之中,为他们获取比地租更高的利益。而这样的地主也往往把家庭搬迁到了城市里,享受着城市里的各种生活便利和快速信息流通。
应该来说,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京畿所特有的现象。早在万历时期,江南成熟的商品经济已经极大的解放了土地上农民的手脚,并使得许多地主搬迁到了苏州、松江这样的城市里。只是这些江南的士绅地主过于贪心,明明已经踏入了半只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门槛,却依然不肯放弃对于自家奴婢和佃农的奴役权,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市场无法扩大化,也就无法产生生产关系和工业革命的变革。
但是在崇祯主导下的北方可不同,从一开始崇祯就很注重于解除百姓同地主、勋贵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,让他们尽可能的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,为京畿的工业化提供一个农村和市民阶层的销售市场。
以一个村子的百姓为基础的公社,以公社为目标的棉花种植公司,瓦解了北方地主对于那些佃农的奴役权力。并用金钱引诱他们做出身份上的变化,从追逐田地变成追逐金钱的工商业者。
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能接受这样的身份变化,在某些价值观已经固定的地主眼中,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,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。毕竟大荒之年来临时,金钱变不出粮食,变不出绸缎和棉布,只有拥有土地的地主才能熬过荒年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他们的想法也不能说是错误的。市场上若是没有粮食、棉布和其他生活物资时,大部分人手中的金钱都等于是一张废纸。但是对朝廷来说,这样的人就需要用政权进行强迫教育了,而这也就是崔呈秀将要主持的工作。
由于刚刚从天津条约中获取了极大的一笔资本,所以崇祯决定对河北这些剩下的地主田庄采用强制赎买政策,或是海外土地的1:2置换。事实上后者几乎就等于是强制流放,不仅将会把地主及其家人驱逐出国,还将取消这个家族在当地享有的一切士绅权力。
第一次听到崇祯提出这样激进主张的时候,以胆大妄为而著称的崔呈秀也颇为不忍的向皇帝劝说道:“陛下,这个处置会不会太严厉了?这些地方大户都可算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,若是一时想不开铤而走险,在京畿附近闹出事端来,恐怕天下都会有所震动的。”
朱由检不以为然的回道:“就凭他们?去年北方的生铁产量占了全国生铁产量的三分之二,唐山钢铁基地的生铁产量又占了北方生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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