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。”
“白鸟在日本史学界,被捧得如太阳,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、尊敬呢?他说了,他研究中亚史问题,遇到困难,写信请教奥国学者,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,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,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,正住隔房,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,钱的春假未完,陈教授的复信已到,而问题也解决了。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,可能至死不解。”
整个故事听完。
苏亦只能感慨,陈寅恪先生牛掰。
陈寅恪先生确实牛,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。
当然,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,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,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。
至于沙畹,一个法国人,也没啥好说的。
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,苏亦也不意外。
因为,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,苏亦是知道的,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。建国后,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,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。
毕竟,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,入远东语文系,主修曰本语言文学,并学梵文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。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,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,直到1946年才回国。
所以,在五十年代,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,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,还担任过日语翻译,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,在国内的教授中,绝对算一流的。
至于周一良,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,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,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。
因为刚建国,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。
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,这个时候,周一良就被选中了。
当时,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。周一良、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、路数宽广,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,而被优先选中。
当然,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,另起炉灶,接受新任务。
大局底定,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,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,周一良受命主持其,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;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。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,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,大受周一良的赞赏。
实际上,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,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。
1952年以后,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,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、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、历史系副主任、主任,多次到亚洲、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。
在关于佛教史,西域史方面,苏亦多少还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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